1934年前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常熟梅李、浒浦等地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常熟分会，薛惠民、李建模等人是其中的骨干。

1936年，正值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内政治局势波谲云诡。7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总会在苏州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李建模等骨干成员不幸被捕。面对突如其来的白色恐怖，武卫会常熟分会的成员并未因此退缩，而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陈刚、顾鉴修与从上海返回梅李的李凌等人紧密配合，以原武卫会常熟分会成员及进步刊物《艺丝》的读者为骨干力量，发起成立了“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简称“人救”）。该组织沿袭了武卫会的纲领作为行动宗旨，由李凌统筹全面工作，顾鉴修主抓组织，陈刚负责宣传，迅速在常熟东乡地区构建起抗日救亡的隐蔽战线。

同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共中央的斡旋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国内政治氛围出现了微妙转机，抗日宣传活动的限制有所放宽。“人救”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将浒浦、梅李等地因组织遭破坏而失去联系的武卫会会员重新集结起来。在此期间，“人救”不仅恢复了组织网络，还积极吸纳新的进步力量，例如在塘桥地区发展了青年中医任天石为会员。任天石利用其行医的便利条件，自费订购报刊，在镇上茶馆内开办读书室，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在群众中间开展隐蔽而深入的抗日宣传活动，极大地唤起了当地青年的爱国热情。

随着“人救”在梅李一带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迅速铺开，短短半年时间内，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被空前点燃。1937年3月，李凌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期间“人救”的工作由陈刚、顾鉴修继续主持，并与李凌保持密切联系。5月李凌返常后介绍了上海方面的联络情况，随后于7月再次赴沪，薛惠民也在此阶段加入了“人救”的领导工作，进一步壮大了组织的核心力量。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人救”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需要，主动停止了原有活动。其成员并没有解散，而是化整为零，迅速转入其他抗日组织：有的加入了抗敌后援会，积极募捐钱物、设立难民接待站；有的则在常熟沦陷后，直接拉起了抗日武装。例如，任天石在目睹国土沦丧、同胞受难后，痛切领悟到“做个医生，只能救命；若要救民，必先救国”，毅然弃医从戎，变卖家产在塘桥组建游击队并主动寻求党的领导；薛惠民则在常熟沦陷后，发动群众收集溃兵丢弃的武器，在驸马泾组建了不脱产的自卫队。这些由“人救”骨干建立的地方武装，随后在中共江苏省委派来的李建模、杨浩庐等人的领导下，于1938年统一整编为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可以说，“人救”不仅揭开了常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更为中国共产党在苏南敌后建立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与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