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少有志  投身抗日

徐政(1913-1948)，1913年5月出生于常熟赵市镇（现常熟市梅李镇赵市集镇）乡下一个徐姓贫苦农民家庭，名金生。在他5岁时被浒浦姓宋的一家船民领养，从此易姓改名为宋小弟。养母以摇舢板为生，是个倔强的妇女，丈夫已经病故，她不想再婚，但又想到家里应该有个男性作为她精神的支柱，到了晚年也能有个生活的依托，于是她就领养了一个男孩。为了养活全家4口人，做母亲的含辛茹苦，在生活的苦水潭中沉浮挣扎。两三年过去了，她居然积攒了一些钱送小弟进了小学。但由于小弟家境贫寒，身体瘦弱，常受到一些大同学的欺负。三年后，小弟被寄父带往崇明家中，在那里读完了小学。

小学毕业后，母亲来到崇明，准备让小弟去上海当学徒，以便学门技术，作为谋生立业之本。可小弟依旧迷恋于读书的乐趣，并为自己改名思学，他说服母亲，于1927年夏考取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宋思学受到了先进分子和进步书籍的教育影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着“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宋思学常和同学们一起上街进行抗日宣传，张贴抗日标语。为此，他曾多次遭到租界警察局的毒打和抓捕，并受到放逐处理：警察局将被抓的学生用卡车送到远离上海市区的川沙、青浦一带，然后把他们驱赶下来，让这些身无分文的学生再步行回校，饱受饥饿劳累之苦。宋思学并没因此而气馁，相反更坚定了坚持斗争、追求真理的勇气与决心。1932年夏，宋思学在进行抗日活动时再次被抓，并被判刑两年，囚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两年后被移解到江苏省反省院，又被关押半年。铁窗生活的折磨，使宋思学益发瘦弱，肺结核病的肆虐更使他坐卧难宁，咯血不止。1935年2月，宋思学被保释回到了浒浦家中，不久，他住到苏州姐夫家里边养病边读书。身体基本复原后，宋思学又回到家乡，在青年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于江南大地。11月19日常熟沦陷后，宋思学流亡至湖北。次年元月，国民党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在宜昌招收第六期新生，宋前往报考，录取后至荆州报到入伍。由于抗战全面展开，特训班的课程设置带有速成性质，教育内容也以军事为主。特训班期间，他认识了同乡杨知方，两人情趣相投，视为知己。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特训班提前毕业，宋思学和杨知方被派到湖南永兴团管处训练壮丁。在那里，宋思学经常给杨知方讲解革命斗争的基本知识，以后又进一步谈到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等，杨也利用每次交谈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向宋思学追问许多新鲜的问题。同时，他们对国民党军队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现象都表示强烈不满，逃离国民党军队就成了他们的共同心愿并期待着适当时机的出现。

不久，有两件事促成了他们计划的实现。一件是宋思学从常熟来信中得知家乡的抗日斗争正在蓬勃开展，同时友人还给他汇来一百元路费，要其回去到新六梯团当军事教官；另一件事是杨知方受到了上司的无端打骂。当他向宋思学愤愤诉说着心中的怒火时，尽早离开特训班回家乡投身抗日事业就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于是，他们相约于1939年9月底结伴离开了湖南常宁，同年11月到达上海，不久至苏州。宋思学在友人处得知：新六梯团已被编入"江抗"部队，离开常熟，西移扬中，东返之期未定。怎么办？宋思学认为虽然"江抗"部队离开了常熟，但家乡的抗日事业还要有人干。既然回来了，就要干一番事业。1940年元旦刚过，宋思学和杨知方离开苏州到达常熟何市。他们与地方人士一起编辑油印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不久，杨知方在春节后加入"新江抗"，任见习参谋。

二、巧对顽敌  易名徐政  

1941年初，宋思学到地方抗日武装沙洲常备队工作。同年4月，江南保安司令部下属的警卫一团成立，杨知方任团长，宋思学任参谋。不久，宋思学改任连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警卫一团撤往苏北整编。9月下旬，日伪对澄锡虞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乡"，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警卫一团又奉令南进，回到沙洲坚持反"清乡"斗争。9月底，宋思学和部分战士流动到江阴云亭毗山脚下的马家村时，不幸遇敌包围而被俘。经人指认，敌人知道他是连长，就派人将他解送江阴宪兵队。敌人将宋思学的双手缚在胸前，绳索的一头系在自行车上，车子在前面骑，让他跟着自行车往前跑。途中，宋思学机警地解松了缚在手上的绳索，乘敌人的自行车从一座桥上往下溜坡的机会，他将绳索一甩，箭步冲入田野里的杆稞之中，后又隐蔽在河中的菱头下面。敌人一面向秆稞里、向河中盲目打枪，一面联系部队前来搜索，可还是一无所获，只能悻悻而归。宋思学于荒野中昼伏夜藏，渴了就喝几口河水，饿了就吃几颗群众给的盐水豆。几天后，他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摸过封锁线，步行数十里，利用傍晚人群进出县城比较杂乱的时刻，混入常熟城内，在友人相助下隐匿于徐明珊家中。

徐明珊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在常熟汇通钱庄任稽核，宋思学先后潜居徐家和熙春桥堍烟纸店的友人处有一个月左右，每日足不出户，心急如焚。为了让宋思学能获得合法身份，可以自由活动，他的几位友人（其中三位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与其一起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由徐明珊出面到其叔父徐风藻（伪二师司令）处，慌称有个叫宋慈的同学，因对国民党军校不满而回到常熟，现要求工作。这样就给宋在伪二师挂了个上尉参谋的名，赴常州师部报到。但一个月后，宋思学又从常州回到徐明珊处。宋思学针对徐热爱祖国，同情与支持抗日的思想倾向，讲述了自己去伪二师后既失掉了原来的工作关系，又不易开展新的工作的实际情况，宋思学非常恳切地说，眼见祖国沦亡，生灵涂炭，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满足于只吃不干吗？能做铁蹄下的"良民"吗？我们要拯救祖国，要把侵略者逐出国门，就只有战斗！徐明珊听了宋思学的一番话语后，心情感奋。他把自己用过的一张化名徐政的良民证拿出来，换贴上宋思学的照片，两人又巧妙地伪造了盖在照片上的骑缝章。从此，宋思学就易名为徐政，投身新的战斗。

三、善于斗争  智勇双全

1942年初，徐政脱险后回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同年夏又被党组织派往苏州，以经商名义为掩护，从事苏常太地区在日伪"清乡"后的恢复工作。1943年初，薛惠民由通海地区到达上海，设立了秘密联络站，具体负责苏常太地区的恢复工作。3月，徐政出席了薛惠民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将原来在苏常太地区单一的秘密工作迅速转变为秘密工作和武装工作相结合，打开斗争新局面的意见。根据会议精神，徐政数次到阳澄湖、巴城、任阳、石牌、白茆口、烟墩庙、高浦口一带实地察看地形，了解日伪在各地的守备力量及地方上一些积极分子、两面派的思想情绪，并与先行过江负责秘密恢复党组织联系的戈仰山取得了联系。

不久，徐政返回苏北汇报情况。5月间，他带领由7人组成的短枪武装小分队（又称新四军挺进小分队），从通海的大安港渡江，在常熟先生桥附近登岸，到达梅李乡下的徐家宅基。一月后，朱英另率3人渡江南来，与徐政会合。小分队首先在梅李、吴市一带农村开辟点线活动基地。

为了振奋群众斗志，扰乱日伪军心，7月中旬，小分队从梅李附近出发，在沈市、董浜、古里、唐市、横泾和阳澄湖畔的肖泾、葡萄堰一带作巡回流动，所到之处，"新四军又回来了"的消息似阵阵清风拂拭在老百姓的心头，使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敌人闻讯后，急忙调集部队，四处搜寻。17日上午10时左右，当小分队流动到横泾乡下时，突然遭到日伪军的三面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小分队将手榴弹集中交给朱英，由其负责掩护，徐政则带人突围。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子弹更是像蝗虫一样在小分队周围乱飞，一个队员在过河时牺牲了。徐政也下体中弹，血流不止，但他全然不顾，忍着剧痛指挥小分队的同志们一口气跑到李市乡下，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为了不影响小分队的工作，徐政坚持边治伤边工作，一个月后因伤口炎症严重而转赴苏州、上海诊治。

1943年冬，薛惠民在上海又一次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斗争任务，即小分队既是开展武装斗争的小部队，又是做地方群众工作的工作队。会议还确定小分队由戈仰山、徐政、朱英组成领导核心。1944年夏，戈仰山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捕。同年9月，苏常太武装工作队正式成立，徐政任武工队党支部书记兼副大队长，朱英任大队长。

徐政深知作为一支小部队要在经过日伪残酷"清乡"的"模范县"内立足生根，一靠党的正确领导和不畏艰险的斗争精神，二靠武工队的努力工作，去争取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此，他付出了许多心血。每到一处，徐政都把做群众工作作为一件必要的任务来完成。看见老年人，他同他们一起谈阶级苦、民族恨，对"富贵在天""命里注定"等封建观念进行剖析和批驳；同青年人在一起，他教育他们要做有志青年，对抗丁、抗租、抗税要积极参加；对孩子们他也很亲热，常常教识字、讲故事等。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抗日斗争形势，介绍自己参加学生运动的经历，让老百姓了解丧权辱国的耻辱和雪耻报仇的责任。在敌人频繁"扫荡"的险恶环境下，群众对武工队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徐政在作了细致观察后给武工队员分析说，群众对武工队的态度有三种，第一种是无论武工队什么时候去，都能热情欢迎的；第二种是站在门背后听敲门声，尽量敷衍而不开门的；第三种是对武工队闭门拒绝的。他教育武工队员对后两种群众不能有怨怒情绪，对他们要多宣传党的政策和武工队的任务，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另外，对伪乡保长，就由不得他们做主，武工队要住哪家就一定要住进去。

徐政不但自己做群众工作，还要求武工队员一起来做。他采取了带、听、帮的方法，先是带队员出去听他宣传，下一次徐政就听队员宣传，回到住地，他再帮队员一起总结，鼓励他们要胆大心细，做工作前要充分准备，回来后要认真总结。

徐政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无论走到哪个村庄，那里的男女老幼都乐意和他说说笑笑。群众高兴地说："一看到徐队长，就心情舒畅，饭要多吃三碗。"也有的说："家庭纠纷，夫妻吵架，只要徐队长一到，气就消了一半。"

时间一久，每个村庄上有多少户人家，姓甚名谁，职业是啥，有哪些社会关系，徐政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原来那些对武工队采取敷衍、观望的群众也变得热情主动，一些积极分子还在家里秘密建造了隔墙密室，以便在情况紧急时供武工队使用。对此，徐政激动地说，群众工作深入人心，也就是党的威信深入人心，这是武工队立足生根、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

1944年下半年，全面抗战进入第8个年头，日伪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夜，但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武装征收租赋，就是他们疯狂进行经济掠夺、企图做最后挣扎的罪恶行径。为了斩断魔爪，保护百姓的劳动果实，武工队作了认真研究，有人提议去梅李或浒浦镇压几个收租的伪警察，以震慑敌人。徐政在权衡利弊后，提出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设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不久，有情报传来，驻吴市镇的伪军小分队调防他地，而接防的伪军尚未到来。这对武工队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12月21日（农历冬至）是租栈开征第一天，就在这天下午，徐政、朱英率领近20名武工队员，化装成日伪军进袭吴市镇。武工队员先去警察所，将十多支枪悉数缴获，又去租栈把租簿全部烧毁，并将两个为虎作伥的租栈正副主任就地镇压。这次袭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但打破了敌人武装征收租赋的计划，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工队在群众中的影响，对那些平日横行霸道的伪警察也有极大震慑。

四、敢于斗争  英勇献身

经过8年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夺取了伟大胜利。国共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活动在苏常太地区的党政干部和县区武装奉命北撤，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原地斗争。1945年11月，徐政任苏常太工委委员，分管武装工作，主要活动于任石区。1946年9月，中共华中十地委成立，徐政为苏常太工委委员。1948年2月，任工委副书记。

徐政很重视做党的统战工作，认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是取得抗战胜利的一大法宝，在抗战胜利，国民党卷土重来的形势下，这一法宝依然具有极大作用。当然，对于统战对象也不是只"统"不"战"，对那些执迷不悟，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与武工队为敌的坏蛋就是要严惩不贷。新四军北撤不久，任阳乡伪乡长姚士亨就投靠国民党并潜回任阳，筹备组织任阳乡公所，还拟定了黑名单，准备捕捉"赤色"群众，向上邀功请赏。消息传到徐政那里，他当即派武工队员钱康元负责摸清姚的活动规律，派长枪排完成除奸任务。一天半夜后，长枪排得悉姚士亨已溜回住处，立刻将其住处包围，然后一脚踢开房门，将姚当场抓获。经过审讯，姚被处决于石牌乡大坟湾。

对极端反动的坏蛋要坚决镇压，对一些经过警告尚能悬崖勒马的地方恶势力则采取能拉则拉的方法。任阳乡有个姓闵的大地主，家有出租田近1300田。1946年，闵任国民党任阳乡自卫队队长兼任阳、吴巷、虎丘三乡办事处主任，对百姓绑架勒索，称霸一方。徐政根据群众报告，带武工队员钱康元数次去任阳镇闵的住处，警告他不准欺压百姓，不准与武工队为敌。如一意孤行，武工队随时会谈话。到时候，你在明处，武工队在暗处，你想逃想躲都是办不到的。经过警告，闵的作恶行径有所收敛，曾为武工队捐送过一些鞋袜毛巾和大米。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国民党在报纸上大吹大擂所谓取得的"胜利"。一天，徐政派人去一个两面派乡长处取报纸，那个乡长在报纸中夹一纸条，上写："今天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延安失守了。"他流露的情绪比较悲观。当时武工队员和群众的情绪也比较低落，认为党中央撤了，大部队撤了，我们几个人几条枪还有什么用。地方上的反动分子更是蠢蠢欲动，一些中间派也认为共产党、武工队没有希望了，从而倒向了反动派。针对这种现象，徐政就给队员讲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和毛泽东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道理，告诫大家革命总会有高潮和低潮，在斗争困难的时候更要坚定必胜的信念，千万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是为了握紧拳头打敌人，我军从不计较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如何更好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徐政给那个乡长及一些统战对象写信，教育他们不要以为中共中央一撤出延安前途就不行了。事实上，我们丢了一个城市，敌人就多个包袱。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共产党。

对武工队员来说，徐政是一位好领导，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兄长，平易近人、关心同志是他的一大特点。徐政抓住每个机会给队员讲授革命道理，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亲自培养和发展条件成熟的武工队员加入共产党。有的队员患了病，他嘘寒问暖，延医求药；重病员行动不便，他设法把他们隐藏到可靠的群众家里，嘱咐病员安心治病，并从自己有限的伙食费中挤出一些钱来给病号买营养品。由于战争和贫穷，读过书的武工队员很少，徐政一有空就蹲在地上用砖子画方块字，教武工队员认字。他还专门买了一本字典，给队员讲解查字典的方法，以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对学习好的同志他就给予表扬和鼓励。武工队员们说：家里父母再好也比不上徐政亲。

1948年3月12日夜，徐政和武工队员俞玉铭、李永祥、张祖福住宿于李市乡庄浜桥梅家宅基一积极分子家中。谁知由于坏人告密，国民党保安队驻白茆镇的一个排和驻李市乡的一个班，以夜幕为掩护，向庄浜桥周围的宅基搜索而来。次日拂晓，敌人的行踪分别被张祖福和上早市的房东发现了，他们迅即向徐政作了报告。为了不让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徐政带领武工队员撤出梅家宅基，越过庄浜桥，向空旷的三十亩荒滩突围而去。在越过庄浜桥时，徐政指挥李永祥将桥面板掀入河中。敌人望着高高溅起的水花，气得直跺脚，有人狂叫："还愣着干什么，快打排枪！"武工队过河已经有200多米了，这时张祖福听徐政说："小张，我不行了。"他回头一看，只见队长一手握枪，一手按胸，正脚步踉跄地朝前走来。张祖福急忙奔上前去扶住他的腰部，只觉得热乎乎的，原来是一颗罪恶的子弹贯穿了徐政的后背和

前胸，鲜血已经渗透了中式青布棉袄。见此情景，另外的武工队员赶紧卧倒在地，掩护他们后撤。

这时敌人已设法渡过河来，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徐政挣扎着摆脱张祖福的搀扶，气喘吁吁地说："再扶了我走，你也要走不掉了，损失会更大，你快跑吧！"说着，他将匣枪递给张祖福，"解放的日子不远了，要坚持下去。"话音刚落，徐政就沉下身去，永远合上了那双充满智慧和勇气的眼睛。时年35岁。

徐政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任石区的老百姓和武工队员都深感震惊和悲痛。1951年7月，当年的华中十地委常委兼苏常太工委书记包厚昌撰文回忆"我最钦佩的一个战友——徐政同志"，他在文章中忆述："徐政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深，我为他的牺牲而痛哭了一顿。就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苏南区党委举行解放区南下党员、地下党员和坚持苏南的武工队党员的会师大会时，我在极度兴奋中想起了徐政同志，竟情不自禁地大哭了一顿。我们的胜利，就是这些忠勇无我的先烈们的鲜血换来的呀。"